当时在二二一基地，由于大部分人并不知道这里是生产的基地，大家对核材料的了解很少。
王菁珩听有的同志说，接触核材料会造成终生不育，刚刚新婚不久的他心里不免有些打鼓。
于是，他便找到主管技术的宋光洲副厂长，提出了自己的疑虑。宋光洲拉家常似地告诉他，放射线是可以防护的，控制在一定剂量之内，不会对身体造成了严重的伤害，更不会终生不育。
这里是第一颗铀部件的精加工和内球组合件的装配车间，是二二一厂最核心的部门。
铀材料在加工中，切屑极易燃烧，必须在强冷却的条件下进行作业，工作条件十分艰苦，但是102车间的每一个科研人员，都像雕刻一件艺术品一样，紧张而有序地对最核心的部分进行最后的装配。
同一时期，九院副院长、著名物理学家郭永怀带着设计部的主任龙文光以及若干科学家，连续多日坐着解放牌卡车，自带干粮到四厂区进行力学和环境试验，为地面核试验设计了引爆控制系统。
最后的时刻马上就要来临，1964年6月6日，二二一厂决定在六厂区的610工号，进行全尺寸爆轰模拟出中子试验。这次试验除了活性材料用代用品之外，全部使用真品，是一次真正的模拟试验。
原子核物理及高能物理学家唐孝威参与了这次重要的试验，他后来撰文回忆了当时的情形。
当日爆炸一结束后，他就把示波器底片送回实验室冲洗，当在暗室中洗出底片，看到上面清晰的脉冲波形，唐孝威心里知道，试验成功了。
他拿着底片冲到总厂的会议室，九局的领导都在会议室里，大家一片肃静。唐孝威大声宣布：“测到信号，试验成功！”顿时会议室里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这次试验的成功，为第一颗的成功爆炸奠定了基础，被称为冷实验。
为了纪念冷实验的成功，张爱萍还在现场赋诗一首，最后两句是：“修道炼丹沥肝胆，应时而出惊世闻”。
王菁珩解释说，“老邱”是二二一人对第一颗的别称，它的弹形如球体，因此得名。
“老邱”在运送前被分成了两部分，分别用飞机和火车运送。周恩来亲自下令，把运载核弹的列车定为一级专列，并按照最高级别实施警卫。
1964年9月26日，运送“老邱”的一级专列从二二一厂西北角的上星站启运。专列所用的100多吨优质煤，都进行了专门筛选，以防混进雷管等爆炸物。此外，所有横跨铁路的高压输电线临时断电，以防电磁感应引起电火花爆炸。
沿途，战士在铁路沿线日夜巡逻。专列经过的站台上，铁路民警和地方公安保卫人员几步一岗地守卫，沿途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公安部门领导和各铁路局公安处长，精心护送列车，并随时汇报情况。
专列途经西宁、兰州、哈密后，10月2日到达了乌鲁木齐，并连夜运至乌鲁木齐机场，由一架改装的伊尔－12飞机运抵罗布泊试验场附近的开屏，通过直升机把核弹送到靶心——装载第一颗的701铁塔下。
与此同时，高浓缩活性材料部件也在公安部和二机部领导的亲自押送下，乘军用专机直接运到了位于罗布泊的核试验场。
在铁塔的半地下装配车间里，第一颗进行了最后的总装，而后由卷扬机吊至701铁塔上。
1964年10月16日下午3时，新疆罗布泊上空一声巨响，中国的第一颗爆炸成功，罗布泊顿时成为一片欢庆的海洋。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曾经嘲笑中国“20年都造不出”的赫鲁晓夫，就在头一天灰溜溜走下了苏联的政治舞台。
在那个举国欢庆的日子里，二二一厂却依然是那么宁静，并没太多庆祝的气氛，第二天看到《人民日报》上的号外消息，很多人才后知后觉：“啊！我们做的居然是制造的工作！”
因为严格的保密制度，基地不少单位和职工，并不知道装置是从这里研制、总装出厂的。
几天后，中央派来了核武器试验基地的“春雷文工团”到二二一厂慰问，文工团每天演出两场节目，话剧和歌舞剧轮换演出，持续了一个多星期。
对爆炸的庆祝没有持续太久，因为二二一厂的人们正在闷头紧张地进行第一颗氢弹的研制工作。
1965年1月，提出：“要有，氢弹也要快。”实际上，九局对于氢弹的研究早在爆炸成功前就开始了。
1960年，钱三强在原子所组成以黄祖洽、于敏为正副组长的“轻核反应装置理论探索组”，开始了热核反应机理的研究。
1965年，在二二一厂，大家最终确认了于敏等人提出的利用作为“扳机”来引爆氢弹的原理方案合理、可行。1967年2月，中央决定，要赶在法国之前爆炸我国的第一颗氢弹。
12天后，空军轰炸机飞到靶心上空，一颗330万吨梯恩梯当量的氢弹被准确投下，成功爆炸。
赶在法国之前，中国变成全球上第四个掌握氢弹技术的国家，也是研究周期最短、花费经费最少的国家。
1958年，曾预言：“搞一点、氢弹、洲际导弹，我看有十年功夫完全可能。”
这种预言并不是凭空猜想，它是全国人民大力协同、金银滩上数万人谱写的一部英雄史诗。
“两弹”辉煌之后，二二一厂同样经历了十年文革的冲击，当改革开放的春风终于吹绿了金银滩一望无际的草场时，二二一厂却迎来了历史新的选择。
国务院办公厅、办公厅批转了国家计委、国防科工委《关于撤销核工业部青海二二一厂的指示》的40号文件，二二一厂面临一场重大利益的调整和考验。
1984年，二二一厂实行厂长负责制，王菁珩被任命为厂长。但是他万万没想到，自己竟然是二二一厂的最后一任厂长。
事实上，在两弹爆炸成功以后，二二一厂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首先是和九局的“分家”。
王菁珩介绍，1964年，九局搬迁到二二一基地与厂合并，组建了第九研究设计院，和二二一厂是“一个机构两块牌子”。从1974年1月1日起，九局一分为二，研究院迁往四川，二二一厂重新划归核工业部和青海省双重领导。
二二一厂主要的任务，也由研制转向核武器和地面设备的批量生产，中国的第一代核武器就出自这里。
上世纪80年代开始，国际形势趋于缓和，中央经过研究分析，认为15年内世界大战打不起来，作为我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试验、生产基地，二二一的军品生产任务也大大缩减。
“二二一厂所在的地区条件艰苦，民的路子也走不通，一定要进行战略调整。”王菁珩说。
他虽然对二二一厂的撤厂有一定的心理上的准备，但是真到了这一天，作为一个把自己一生交给金银滩的老二二一厂人，他心中难免伤感。
更大的问题是撤厂具体步骤和人员安置问题，当时二二一厂有近万名职工和离退休人员，算上家属有三四万人，这些人该何去何从？
在后来的一年半时间里，王菁珩和其他几个厂领导考察了10个省区的20多个城市，最终确定将职工集中安置在廊坊、潍坊、合肥、西宁等地经济效益较好的企业和政府机关。
中央很快批准了二二一厂的人员安置办法，数万人即将离开他们耕耘了一生的金银滩草原。
在二二一厂撤厂前，大家合力完成的最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把最洁净的草原还给金银滩上的牧民。
撤销核武器基地，在全球范围内这也是首次，与人员安置同样重要的，是对基地的污染治理。
从接到撤厂任务开始，历时5年时间，在国家多次组织的专家指导下，二二一厂的员工对厂试验区、生产工号和实验室等场所的每一寸土地进行全方位的化学、机械清除。此外，还对厂里5400多平方米的贫铀轻微污染进行了万无一失的深埋和压层处理。
上世纪90年代初，曾经有人散播谣言，说二二一厂存在核辐射，甚至有附近神秘死去，当地产下畸形羊，我国政府当时便给予了有力的回击。
“厂运行30多年，从事放射性工作的职工无一人得职业病。每年冬天，厂办牧场都宰杀牛羊分给职工食用，有力地证明了金银滩上的牛羊都是健康的。”王菁珩说。
事实粉碎了谣言，经过国家组织的验收和鉴定，这里的土壤、水质、牧草等各项指标都达到了国际上最严格的安全标准。
1990年11月17日，第一批集中安置淄博的人员准备撤离。在离厂以前，他们上了最后一堂“保密课”。
“我们再三叮嘱离厂职工，保密工作仍是我们一生中永远要牢记的，不该说的不说。”王菁珩说。
他现在仍记得，那几年每一次在俱乐部门前举行欢送会，都是一番依依惜别的深情。欢送的人们有的握手告别，有的抱头痛哭，这一别，各自天涯，再见不知何日。
1993年5月，大批人员撤离二二一厂。王菁珩也在当月离开了金银滩，回到北京，在部机关任职并兼任陷入困境的261厂厂长工作。这时他才想起，自己送走了一批批二二一厂的干部职员，轮到自己走时，他甚至没有来得及和自己奋斗了三十多年的金银滩好好告别。
第二年6月15日，中国核工业总公司国营二二一厂向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正式签订了移交协议，变成全球上第一个化剑为犁的核武器研制基地。
此后，海北州的牧民纷纷迁回了这片美丽的草原，今天的金银滩早已不再是军事禁区，成为了海北州旅游和度假的胜地。
一个高16米的纪念碑在原二二一总厂办公楼的东南角伫立起来，张爱萍将军亲笔为它题名：“中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
碑顶上，雕刻着四只展翅翱翔的和平鸽，它们向世界宣告了二二一厂的人们为之奋斗了一生的意义：一切为核工业做出的努力，并不是为了引起战争，而是为了保卫和平。（记者 米艾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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